杨承宗，合肥大学前身合肥联大创始人，首任校长，1911年9月5日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1932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1947年赴法国留学，1951年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同年秋天回到中国，担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放射化学研究室和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研究室两个研究室主任，1980年倡办成立合肥联合大学，出任首任校长，2011年5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1947年初，法国居里夫人的研究所迎来了一名中国留学生，他叫杨承宗，受时任北平研究院镭学所所长严济慈推荐来此，师从居里夫人的长女伊莱娜·约里奥-居里，学习放射化学前沿理论。
放弃高薪，毅然回国，带回原子能物资满满13箱。在法国求学4年，杨承宗以最优级的论文获得巴黎大学理学院科学博士学位，成为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青年放射化学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向杨承宗抛来橄榄枝，为他开出55万法郎另加补贴的高额年薪，希望他留下来继续研究工作。而此时，一封来自北京的电报送到了杨承宗手中，令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份工作。发报人正是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钱三强，希望他早日回国工作。杨承宗用组织辗转捎来的3000美元和自己在法国省吃俭用留下的全部积蓄，购买了大量与原子能相关的书籍、仪器、药品，将这些归整完毕后，竟用去了13个大大小小的箱子。
出发前，时任世界保卫和平理事会主席的约里奥-居里先生专门来访。他对杨承宗说：“你回去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要有自己的原子弹。”彼时抗美援朝战争正酣，美国多次对中国进行核讹诈。1951年秋，杨承宗回到北京就向钱三强报告此事，这番对中央下决心发展自己的核武器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的谈话，此后30多年，杨承宗守口如瓶。
直面放射物，修复设备，创造研究条件。面对艰苦的科研条件，杨承宗带着学生从修旧利废、创造实验条件入手。北京协和医院有一套废弃的提氡装置，想要修复它，不仅要应对长期废置所带来的损坏问题，还要直面它自身的强辐射性。杨承宗明白这有多危险，他没有让学生去接触最危险的贮藏镭源的保险柜，自己则在毫无防护设备的情况下修复装置，不仅为北京协和医院消除了安全隐患，也获取了一批珍贵的放射性样品。正是杨承宗的成功修复，实验物理组制成了氡—铍中子源，首次在国内实现人工放射性。然而，在这一举多得的工作背后，是杨承宗过近地接触强放射源，右眼出现了荧光，逐渐发展为右眼视网膜剥离，最后右眼彻底失明。
1954年1月，近代物理所迁址，杨承宗亲自踏勘选点，设计了专供长寿命放射性元素研究的放射化学实验楼。这座被惯称为“放化小楼”的实验楼是当时国内唯一能进行放射化学操作的实验室，从这里，走出了新中国第一代放射化学研究人才。1955年秋，近代物理所的放射化学研究人员由最初的3名增至42名，其中多数后来成为我国放射化学的中坚力量。在《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杨承宗主持制定了铀钚放射化学、放射化学分析、辐射化学发展规划的具体内容，并力主将放射性同位素的制备及应用列入规划之中，确立了放射化学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
临危受命，攻关核燃料化学分析，为原子弹加“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为提高国防实力，我国把发展以“两弹一星”为核心的科学技术放在重中之重。原子弹用的燃料是铀或钚，要想获得浓缩铀，需要从铀矿石中浓缩提取核纯度二氧化铀。但是，我国是一个贫铀国家，铀矿品位低，矿床种类复杂，铀平均品位在千分之一至千分之三的铀矿床约占1/2。要研发适用于国内不同铀矿特点的铀水冶纯化技术难度极大。1960年，苏联撤走全部援建专家，使中国的原子能事业陷入困境。当时负责生产二氧化铀的衡阳铀厂尚未建成，眼看后续工厂即将陷于“无米之炊”的境地，杨承宗临危受命，奉调至二机部五所（铀矿选冶研究所）担任副所长，负责全所的科研工作。
杨承宗在五所领导的第一项重大科研任务就是核燃料化学分析技术攻关，带领五所建成铀冶炼生产实验厂。经过三年多的日夜苦战，生产出了足够数量的核纯度二氧化铀和四氟化铀，还建立起了一整套金属铀的质量检验方法。在他们取得的几十项高精尖的科研成果中，有几项可把铀的生产流程大大缩减、纯化程度大大提高。不仅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人力和物力，更重要的是赢得了宝贵的时间。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其中，就凝聚着杨承宗和他领导的科研队伍付出的心血以及作出的贡献。
开创先河，创办联大，不拘一格培养人才。1979年，在一次会议上，杨承宗听说了一位学生因为0.2分之差没考上大学，令他心生惋惜，他萌生了创办一所自费走读大学的想法。1980年，以“适当收费、不包分配、按社会需求设置专业、后勤社会化”为办学模式的合肥联合大学成立了，杨承宗先生被任命为合肥联大首任校长。
当时的合肥联合大学，全部家当就是从科大借来的一间20平方米的房间、几张办公桌和包括杨承宗在内的6名兼职人员。这样一所高校该如何运作？没有校园校舍，所有教学穿插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等高校的教学空当完成；没有固定的师资队伍，所有的教师都是从合肥地区高校中择优聘用，并邀请国内外著名科学家、学者；学生全部“走读”、自主择业，改变了当时普通大学包吃、包住、包分配的做法；国家部分拨款，适当收费，改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由国家单一投资的体制。上述改革措施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先河。1985年，根据安徽省和德国下萨克森州结为友好省州联合声明的精神，合肥联合大学成为德国在中国重点援建的两所示范性应用型高校之一。
在“改革中诞生，开放中成长，创新中发展”，作为新中国第一所自费走读大学，合肥联合大学是一所利用现有高校资源、不拿财政补贴的新型大学，而作为首任校长的杨承宗，也为数以千计的青年成长搭建起了新的桥梁。40多年来，秉承杨老办学精神，从合肥联合大学到米兰（中国）再到合肥大学，学校被誉为“中国应用型本科高校第一方阵的排头兵”“中德务实合作的成功典范”，从“地方性、应用型、国际化”办学定位，不断开辟高水平应用型特色发展新征程，被教育部总结推广为“安徽现象、合肥模式”。杨承宗老校长指导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结出丰硕果实。
一生清廉，以身许国，献身祖国科学和教育事业。2011年5月27日，一生投身放射化学事业的杨承宗逝世，享年100岁。在杨承宗一生中有两件令他欣慰的事，炼铀和培人，他是没有勋章的元勋。杨承宗一手创建了中国放射化学与辐射化学事业，为国家培养出了第一批放射化学人才。他的助理和学生多人都被评为了院士，在当时的放射化学领域，没有人能越过他而获得此项勋章。儿子杨家建还曾问过杨承宗一个问题：“如果核原料冶炼的任务不能按时完成，怎么办？”他的回答很简单，“按照科学办事，就能担当”。去世的前几天，杨承宗留下了几个字：“崇尚科学，美丽人间”。
只问初心，不问西东。多年来，杨承宗只想着作贡献，很少计较个人得失，全家仅靠他一人的工资度日，生活并不宽裕。晚年的杨承宗照顾着瘫痪在床16年的妻子，过着简朴的生活。对此，他始终豁达开朗，从未向组织索要过什么待遇。杨承宗更是留下遗愿，将遗体捐献给医学和放射化学研究，留给子女的仅仅是13个早年从法国装载研究物资回国的空箱子。一生奉献，一心为公，杨承宗一生秉持的是宽容大度、默默奉献的君子风范。他献身科学，心系教育，创造了数个“第一”，为我国核科技事业的发展和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开拓性贡献。
视频来源：清风北京
文字来源：全国少工委、合肥档案馆，由合肥大学纪委进行文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