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江泽民文选》中记载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之间的密切联系，不仅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参与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而且也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丰富和充实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同志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而《江泽民文选》也因此成为一份记录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之间关系的重要文献。除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伟大政治实践之间的一般关系之外，这里着重讨论以下三个关系问题。

第一，理论创新与政治责任。江泽民同志在上海担任地方主要领导的时候，就非常重视理论创新，表现出在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中思考地方工作的政治自觉。1989年3月10日，江泽民同志在对理论界部分学者讲话的时候不仅要求上海的理论工作者研究与上海发展有关的十个理论问题，而且要求研究深化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所必须回答的若干问题，分别涉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设中党的建设、国有企业的经营、收益分配的合理调节、民主政治和文化教育的问题。十天以后，江泽民同志在对部分大中型企业专职政工干部讲话的时候，明确指出“我们正处在经济、政治、文化全面而深刻改革的时期。这是建党以来党面临的又一次大变革。越是大变革时期，越是需要理论指导。”到了中央以后，江泽民同志更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方面既大力提倡，又身体力行。在2001年8月31日的一次讲话中，江泽民同志深刻全面地阐述了推进理论创新的重要性，尤其强调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来理解理论创新的重要性。

第二，理论创新与政治空间。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具有高度的实践性，它不仅需要坚实的实践基础，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后果，因此，理论创新方面的高度政治责任感，要求恰当地把握理论创新的政治空间。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政治空间，在维护团结稳定的前提下推进理论创新；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理论的引领功能和开拓作用，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开放在更大范围内、更深层次上的推进，而这种推进又会进一步为理论创新提供更大的政治空间。为此，江泽民同志一再号召全社会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重视哲学社会科学，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联系实际、勇于创新，并致力于加强党政领导干部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之间的相互沟通。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逐步形成了知识界与决策层之间的良性互动，逐步建立起理论研究、理论教育和理论宣传之间的分工格局，也逐步积累了如何处理敏感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如何处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何运用内部研讨和内部刊物等多种形式、如何使知识界内部的理论界、思想界、学术界各尽其力、各用其长的工作经验。

第三，理论创新和政治智慧。无论是理论创新所应具的水平，还是理论创新所需要的空间，都要求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没有高度的政治智慧，既无法在恰当的时候提出恰当的问题，也无法以恰当的形式提出恰当的答案。提出恰当的问题和做出恰当的回答，需要有理论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恰当地把握提出问题和做出回答的时机和方式，则需要实践的分寸感和判断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所需要的政治智慧，既是一种理论智慧，也是一种实践智慧。江泽民同志强调要处理好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各个阶段的奋斗目标和实际步骤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好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判断与加强研究当代资本主义自我调节和发展的关系。以这样的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保证了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创新性和继承性的统一、与时俱进与一脉相承的统一。

重视实践作为理论之基础的作用，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但这个原理在不同领域有不同含义。有关社会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不同于有关自然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指导千万人实践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也不同于其他类型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研究《江泽民文选》中记载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之间的密切联系，不仅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参与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而且也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丰富和充实马克思主义认识论。